1949年1月17日凌晨，北平崇文门箭楼的探照灯仍在转动，守军哨兵紧握钢盔，却怎么也掩不住心底的慌乱。两天前，天津城墙轰然倒塌，东野野战军只用三十六个小时就拿下了整座要塞，这个消息像冰水一样浇进了北平的黑夜。
天津失守，意味着平津战役只剩最后一笔。二十五万国民党官兵涌入北平，粮弹却只够撑一个月，城里的米价一日三涨；而城外，解放军炮兵已完成射表，电话线铺到炮口前，只待一句命令。傅作义明白，再拖下去，既守不住也突不出，但要他当面宣布投降，又如割肉一般。
中共中央的态度极鲜明——最好和平入城，但倘若谈不拢，就开炮。林彪、罗荣桓、聂荣臻负责与傅作义接触，三人要拿到的，是一张“少流血、快打扫”的协议。可傅作义在谈判桌上总爱踱步，“请允许再考虑两日”的话来回翻炒。每当此时，陪同在侧的高参就低声劝：“司令，还能拖，就拖。”
事情出现转机，并不在谈判桌，而在傅作义的家里。他的大女儿傅冬菊早已是地下党员，常把《人民日报》剪成小册子塞给父亲。“您若顾全北平百姓，就是顾全自己。”这种近乎撒娇的劝说，比任何文件都来得更软而更韧。19日深夜，傅作义终于点头：愿意让部队分批出城，接受改编。
22日起，北平各门洞开。13军、94军最先退出，他们本想去张家口，结果一出城便被38军缴械，随后送往保定整编。北平内外的气氛肉眼可见地松动，可就在城门快要“清空”时，傅作义名下的第5师倏地停了动作。师长病假，副师长请示，团长们各怀心思，一纸命令像被钉在冰上，纹丝不动。
第5师是傅作义的嫡系，装备美造M1步枪和榴弹炮，自认“全师皆虎”。他们骂傅作义是“三姓家奴”，叫嚣“宁可城破，不受改编”。1月24日夜，师部在西直门召开誓师会，墙壁上刷满“誓死守城”大字。解放军宣传队刚到巷口，就被震耳的枪声逼退，十二名宣教员当场殉职。
林彪、聂荣臻听到伤亡报告，脸色瞬变。北平和平解放的底线不能破，可放任下去，第5师很可能引爆全城的顽抗情绪。情报处建议：先派人进去摸底。李欣 volunteered，带三名警卫冒雨入城。到了师部，他直接推门：“谁写的标语，自己擦！”会场顿时鸦雀无声，一位少校硬着头皮反问：“你们共军到底想干嘛？”李欣举起手里的通告：“想打，咱们奉陪；想活，下午给准话。”
李欣回到西山指挥所，向林彪作了汇报：第5师表面硬气，内部对峙严重，弹药也所剩无几，只是一个“面子问题”。林彪沉吟片刻，决定由38军执行最后通牒。
38军军长李天佑当年30岁出头，在四平、锦州都打过硬仗，被喻为“拼命三郎”。25日中午，他接通杨培德的电话，开门见山：“你们只剩两条路，一是缴枪出城；二是全歼于此，时间不多，下午五点以前回复。”语气不高，却像铁锤。电话那头的杨培德沉默良久，只挤出一句：“我向傅总请示。”李天佑冷冷收线。
“李军长真敢打？”会客室里，有参谋小声嘀咕。李天佑掐灭烟头：“命令我已下，五点一分钟不见旗号，我的炮兵就开火。”这句话沿着电话线传到第5师各级军官耳中，许多人脸色刷白。没人忘得了38军在锦州的密集炮击，那是真能把混凝土搅成粉的家伙。
4点40分，西直门升起了白底黑字的投诚旗。5点整，第5师列队至德胜门外，枪机卸弹，分批接管。一个月前还嚷着“决死”的人，这时乖顺地走向指定集结地。38军的战士把热茶递过去，一名国军排长低声说：“还好你们没真打，否则咱们都得完。”
随后几日，留在城内的残部相继化整为零。1月31日清晨，在协商多日的联合受降仪式上，北平城防部队将地图、图章、武器清单悉数交出。中国革命史上罕见的“百万古都无硝烟”成了现实，十五座城门一并打开，受伤的古城墙没再添新的弹洞。
改编工作却才刚起步。国民党军队里旧军官多、特务多，编成新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并非轻松差事。干部学校连夜添班，保安部队拉网清查。每一次点名，每一次政治学习，都要花上数倍耐心。有人意志动摇，有人暗中潜逃，也有人真心向往新的天地。正是这场复杂而艰巨的接收，让后来华北地区的秩序得以稳定。
回头看，北平和平解放有许多偶然：傅冬菊的亲情劝说，李欣的孤身闯营，李天佑的一记“倒计时”。但更深的必然，是兵员士气的消长，是战争天平的倾斜，也是党中央关于“以和平方式保存古都”的坚定决心。1月隆冬，那声“给你两条路”，既是最后通牒，也为这座城保住了太多无辜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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